【关键词】明确身份 市人大代表王卓贤：目前有不少快递公司的快递员经常进出居民小区、商务大楼、机关大楼，但他们没像邮递员那样穿着统一服饰，而且无明显标识（如胸卡、挂牌等），无法明确身份，不易与社会闲杂人员区分。建议有关部门对本市快递员设统一工作标识。

  1800多人村子只有一位医生沪郊乡村医生短缺，亟待培养后继人才 梳着小辫，背着药箱，穿梭在阡陌纵横的田埂上——提起“乡村医生”，许多城里的“文学青年”眼前都会浮现这样一幅诗意的田园画。然而，来自青浦区的市人大代表潘介云一番“实话实说”，不仅勾勒出上海郊区乡村医生的现实状况，更让人切身体会到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郊区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条件艰苦留不住人 潘介云代表是青浦区金泽镇任屯村的党支部书记，村里的一本账，全记在脑子里：全村414户居民1279人，另有外来人口592人，但为这1800多人服务的“白衣天使”，只有一位近60岁的退休乡村女医生！ 乡村医生一般一个村子只有一位，虽然看的不过是些小毛小病，可是上班时间长、管辖范围较广，十分辛苦：从早上6时多开始接待病人，一直要忙到傍晚企业下班后；半夜里哪家有个头疼脑热的，要上门诊治；除了看病配药外，遇上全村的婚丧嫁娶，乡村医生还得一一上门消毒…… 辛辛苦苦在村里奔忙一年下来，乡村医生收入约1.5万元，还得365天住在村里。这样艰苦的条件，想留住水平好一点的医生也难。 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由于乡村医生队伍青黄不接，农民看病难问题比较突出。如果小病不治，捱成大病，任屯村的农民就算去金泽镇卫生院，来回出租车费也得50元，病还没看就花去不少钱。 潘介云和记者说，为了缓解乡村医生缺乏的问题，去年6月镇里曾打算牵头培养一批乡村医生，挑选中专或高中文凭、热爱卫生事业、有责任心、住在村里的已婚妇女培训上岗，以健全乡村医生队伍。为啥要已婚妇女？主要是怕小姑娘培养出来嫁到别的村去，造成人才流失。另外最好还得是生育过小孩的——怕女医生休产假时，诊所“断档”。 然而，不久市里出台了规定，乡村医生必须是具有大专文凭、经3至4年培养的全科医生。这下，培训计划只好搁浅，已经退休的老医生还在继续顶岗。 潘介云代表建议，“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郊区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部门对乡村医生的准入门槛，旨在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现阶段的操作中，应该根据农村的真实的情况，采取比较有效手段落实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培养，解决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 本报记者王欣

  安培代表呼吁加大力度扶植副食品流通连锁机制以及场场对接 连续5年，年年不离“农副产品食用安全”的话题，市人大代表安培关于食品安全的议案，昨天被受理了。“当代表4年多，终于促成了这个议案。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无小事。” 安培代表是上海市蔬菜集团总经理，在食用农产品流通行业浸淫多年，安培深知其中的责任重大。有一年，蔬菜集团在批发渠道中检测到一批13吨严重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及时在批发环节截留销毁，没让“问题菜”流入小菜场。回头一想，真是后怕。对行业的深入反思，加上人民代表的社会责任感，安培年年两会不离食品安全的话题。 前有含苏丹红的鸭蛋，后有含抗生素的多宝鱼，这两年食品安全的警示报道频频亮相，让老百姓感到“不晓得该吃什么了”。安培认为，这个现象既有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也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以前讲“保障供应”，后来讲“花色品种”，如今注重的是“安全健康”，因此今年的议案被受理，也是水到渠成。安培在今年的议案中，呼吁有关部门加大对副食品流通连锁机制以及场场对接的扶植力度，通过抓源头来保障食品安全的可靠性。安培说，当人民代表与当公司老总，两者相辅相成。会上为群众的利益大声呼吁，会后更能把自身的工作做得更好。去年两会结束后，安培就着手在集团下属的江桥批发商业市场试点，没想到走在了全国市场“平安建设”的前面，最近江桥批发商业市场被市有关部门评为“平安建设”中唯一一家先进市场。 2月2日，安培打算邀请他所在的崇明代表团的代表们去江桥市场参观，看看崇明的优质农副产品，能否利用江桥市场连通全国各地的流通网络，找到“场场对接”的机会，既可为新农村建设出把力，也能为市民的菜篮子提供更多的安全无公害产品。本报记者王欣

  一种药不同地方售价相差很大，张园园代表呼吁——建立网上药品价格发布机制 本报讯（记者邵宁）同样一盒珠珀猴枣散，在一家平价药房售价54.5元，在某医保定点药房售价69元。而在医院配药，许多药品的价格就更高了。如何让药价更透明？市人大代表张园园提交书面意见呼吁建立网上药品价格信息发布机制。 张园园是杨浦区江浦街道陈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她说，上海医保定点药房和医院的药价，比平价药房的高出30％－50％，也比外地医院和药房高出许多，时常有居民托人从外地买药邮寄回沪。 张园园说，如今人们从网上能够查到商品信息、交通信息、住房买卖信息，所以，有关部门应当在网上发布常用药品的价格，就像天气预报或交通信息预报一样，以方便市民的查询和选择。这一制度的建立一定会在平抑药品价格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多位人大代表关注久拖不决的“牛皮糖”——花园别墅为何难禁乱搭建？ 沪上一个花园别墅，住着居民319户，乱搭建的多达182户，其中40%以上业主是党员、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个别领导干部不仅带头乱搭建，还带头阻挠拆违。韩正市长早在去年6月就针对个别小区党员干部乱搭建的事作过严肃批评。 花园别墅乱搭建不是新闻，又岂一个“乱”字了得。今年市人代会上，不少人大代表关注：花园别墅乱搭建现象久拖不决，究竟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业主的物权究竟有多大 花园别墅的搭建很“乱”，因为它们形形——修阳光房，盖门廊，搭车库，挖泳池……无所不包。不少业主认为，反正是私家花园，缺什么就补什么。花园别墅业主拥有的物权究竟有多大？ 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建说，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将对居住小区的产权问题作出规范，对现在许多不甚明确的问题都会有说法。目前，在中国台湾等地的法规中，只要2/3业主投票通过，不守规则的乱搭建业主就要被“驱逐出境”，非搬家不可。物权法生效后，上海小区业主也可依法制订共同约定。 “特权”进小区不能容忍 虽然物权法尚未出台，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并非所有的乱搭建问题都没有“说法”。如果乱搭建侵占了小区车道或者公共绿地，业委会就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有这样意识的业委会并不多见。“一些业主片面强调个人权利，义务和责任意识淡漠，是一种通病。”市人大代表李正说，投机心理也是乱搭建的重要诱因。 “没有绝对完美的房子设计，个人私欲却随时有可能膨胀。”李正说，业主要维护财产权利，这没错，但享受权利的前提是尽义务。市民对权利底线要心中有数，党政干部更要做道德表率，若明目张胆动用“特权”为自家牟利，党纪国法决不能容忍。 谁默许开发商如此授权 当有关部门试图拆违时，那些花园别墅的不少业主抱怨，当初买房子时开发商有过承诺：买了私家花园，需要改造什么，自己能做主。 那么，谁又默许开发商如此授权？来自行政主任部门的默许，已不是什么秘密。为此，多位市人大代表提出，花园别墅出现乱搭建现象，行政管理部门也难辞其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依法行政，政务公开，今后不妨将小区规划在网上公开，毕竟，阳光才是最好的消毒剂。本报记者姚丽萍

  章继浩委员5年内曾4次提案，关注改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市政协委员接过他的话题再次强调—— 别让“的哥”到了半夜才为自己干 本报记者潘高峰郑裕利文张龙摄 去年10月因患癌症去世的章继浩委员，5年内曾4次提案，关注改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 记者昨天查阅提案时发现，市政协委员林正国今年第5次提起这一话题，他认为只有建立公平、合理的利润和风险分配机制，才能根本改善“的哥”不佳的生存环境和状况，留住不断流失中的出租车驾驶员群体。 “城市名片”隐忧重重 出租车行业曾是上海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但林正国委员发现，如今出租车行业已出现驾驶员紧缺的情况。从2004年开始，上海的出租车驾驶员不断流失，2005年下半年合同到期的驾驶员，流动率超过了30%。 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林正国认为，是因为本市户籍的驾驶员大多不愿意再干出租车行业。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司机们收入偏低，成了城市里最辛苦的职业人群之一；许多司机单日工作17个小时，他们必通过大大延长劳动时间和极度透支体力健康，才可以获得并不算高的收入。“现在出租车行业广泛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以前上午为公司干，下午为自己干；现在上午为汽油干、下午为公司干，到了半夜才为自己干。” 降“份子钱”势在必行 林正国透露，经初步匡算，出租汽车公司的利润高达300%左右，已属暴利。“现在一辆出租车经营权额度拍卖都在数十万元，这表明行业的利润空间着实不小。因此应当构建合理均衡的成本分摊机制，负担不能都压在出租车司机身上。” 如何分摊？林正国认为，降低出租汽车司机的“份子钱”势在必行。 原来每班每人上缴330-380元，可改为上缴280-330元，平均下调50元。这样，驾驶员可以少工作1至2小时，让他们把劳动时间减为单日15个小时以内，保障健康，避免因疲劳驾驶而出车祸。 政府补偿出租车公司利益 下调了驾驶员的“份子钱”，出租汽车公司利润必然会降低。林正国提出，有关部门可采取一定的措施，适当增拨有偿的出租车经营权的额度，或降低额度拍卖的费用。这样既抑制了出租汽车公司的“暴利”，又能在总体上保持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保护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也是当务之急。出租车公司管理层应尊重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因为驾驶员提出与公司不同的见解，就将其“炒鱿鱼”。 林正国强调，出租车行业是上海的重要窗口，目前“叫车难”“司机不熟悉路”的问题，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提高司机待遇，留住本地司机，才能促使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让老百姓出行方便。 【焦点链接】 张颐芳回忆老伴章继浩—— 许多提案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世上如侬有几人”。点开上海市政协委员章继浩女儿纪念父亲的博客，最先看到的是这样一句话。 给章继浩的老伴张颐芳打电话，线岁的张妈妈说：“老章在的时候，有采访我都是拒绝的，但这一次，我不想拒绝，虽然每讲一次都要伤心好久，但我不想让老章的事迹埋没，因为宣传他也是宣传一种精神。” 他一出医院就开始奔波 “这5年他过得真是太不容易了。”张颐芳和记者说，2001年生病开刀后，章继浩的身体一直不好，每年都要住院治疗一次，年底出院，却又到了开上海两会的时候，他等不及从治疗中恢复，就立刻开始东奔西跑，收集意见，了解百姓呼声。 “他真是太看重政协委员这个责任了。不管身在哪里，时刻不忘调查了解民情。一坐进出租车，他就跟司机聊：经营成本多少，上交多少，自己收入多少……” 张妈妈说，每次看到老章特别辛苦，她都会偷偷地哭，“他没有过什么安稳日子，老是在为别人想这想那，时刻准备帮别人办事情。有时候他中午睡着了，我就把电话挂起来，把他的手机偷偷从枕头边拿走。他醒了就会生气，怪我。” 老章的病在2006年2月复发，但在他的工作记录上，记者看到，2006年上半年，他还是提交了16份提案，其中有4份引起了5位市领导的重视和批示。这些提案的绝大多数，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他给我和女儿的时间太少 “我们的女儿生得很晚，老章特别疼爱她。但就是这样，他在女儿的教育上花的时间也不多，他把时间都留给别人了。” 说起这些，张妈妈禁不住流泪，她和记者说，一家人一直有很多美好的设想：女儿在国外读书，毕业时，本来说好一起去看她，结果老章住院开刀没去成；去年1月13日，女儿去香港工作，夫妻俩办好通行证，准备上海两会一结束就去看她，一家三口好好聚聚，谁知老章病情突然恶化…… “以前我总是埋怨他，世界上怎么有你这样的人。但现在想起来，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好，他高尚的人品。”张妈妈说，老章的晚年一直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却要不停地为不和谐的事情周旋。“他生的是肝病，最不能动肝火，但一动了感情，谁都劝不住他。” 【焦点关注】 市政协委员提起去年病逝的章继浩，印象最深的是他临终前的那句话—— “我最怕的是辜负人民的信任啊！” 在今年的政协提案目录中，少了一个曾经频频出现的名字，但在今年政协的工作报告中，这一个名字却被专门提起。 章继浩，一位为民辛苦操劳的委员，一位百姓心目中的“民声委员”，去年10月因患癌症，离开了人世。 “我最怕的是辜负人民的信任啊！”这是章继浩临终留下的肺腑之言。 徐本力委员追忆章继浩“民声委员”名不虚传 今年两会，69岁的市政协委员徐本力心情沉重。在“构建和谐社会”专题讨论时，他悲痛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南京西路１５２２弄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可是弄内开出的一家咖啡馆破坏了这里的原貌。居民们集体写信，4个多月内跑了十几个地方举报、投诉，但始终遭遇“踢皮球”，没人受理。去年上海两会前，居民们看到报上介绍章继浩委员，说他专门为老百姓说话，老百姓的小事他都盯住不放……大家东打听西打听，总算找到了章委员的地址，跑去托他把信送上去。 素昧平生的章继浩二话没说，带着信和材料找到了参加两会的市土地资源管理局领导，对方当场表态：将制止这一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勒令责任人恢复建筑原貌并罚款。 “有关部门表了态，却始终没行动。”徐本力说，去年上海两会结束后不久，患癌症5年的章继浩突然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在病榻上他对前来看望的居民们说：“我可能没法帮你们了，你们去找徐本力委员，他是一个热心人，一定会把这件事跟到底。” 徐本力和章继浩都是从市八届政协开始当委员的。“虽然不是同一个界别，并不特别熟，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大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年4月徐本力一接下此事，就下定决心，“不但要接下，而且一定要办到底。” 徐本力立刻写信给有关部门，希望召集各方面开个协调会，解决此事。没想到信一去就是石沉大海，6个月没有下文。“当时我不知道老章病得那么重，心想处理问题的确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真后悔啊，没有让老章完成最后的心愿！” 一言之托，肝胆相照。徐本力委员眼中的章继浩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本力和记者说，章继浩是出了名的“民声委员”。“其实在5年前他就因癌症开了刀，你怎能想象，一个癌症病人，在5年里拖着病体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写下了64份提案！” 徐本力透露，章继浩还是上海市政府参事，除了政协提案，这几年他还写下了三四十份参事建议：上海空气质量亟待进一步改善、请给出租车驾驶员减负、呼吁对坐堂医生进行资格论证、建议为环保型小排量汽车解禁、商品房应按套内面积计价……这些提案、建议，几乎每一件都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 顾国强委员追忆章继浩赤子之心坚韧不拔 市政协委员顾国强和章继浩算得上是“网友”。 去年1月5日，章继浩《关于出租车驾驶员的提案草稿》在市政协论坛上发表，很快，朱邦贤委员第一个附议署名，一直关注此事的顾国强不仅附议，还贴上了自己的委员编号、公司名称、E-mail等信息，以便及时沟通。去年1月13日，章继浩、顾国强以及另一名委员吴敏在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终于经人介绍相识，神交已久的3位“网友”仿佛老友重逢，3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昨天下午，顾国强委员说，章继浩身上凝聚了政协的精神——为民参政为国分忧。 “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顾国强说，章继浩待人十分谦和、诚恳，对百姓、对朋友、对官员一视同仁，宠辱不惊。“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比如为出租车司机四次提案；又比如坚持呼吁最终实现上海取消“沪0”公安专用牌照等等，只要认准一个正确的目标，他就从始至终坚持到底，不怕艰辛反复，不怕挑战特权。” 顾国强和记者说，章继浩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虽然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肾病，但只要在委员的位子上一天，我都会积极建言献策，为民请命。这是老章教会我的。” 章继浩委员（左）生前资料照片 提起老伴章继浩，张颐芳泪流不止

  更 多上海两会新闻点击进入专题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梅兰芳到美国演出，演出前张彭春用英语为观众介绍剧情，演出大获成功；2001年，奎生导演的《夜莺》在德国演出，演出前也通过翻译介绍中国戏曲的欣赏方法，结果演出也很成功。“我们能让外国人喜欢戏曲，为什么不能让中国人，尤其是让现在的年纪轻的人喜欢呢？”前天，在政协会场上，杨奇庆、郭开荣委员的发言，引起委员反响。 苏乐慈委员谈到，人们对艺术的审美偏好，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熏陶，文教部门、剧团以及戏曲艺术工作者们，应有意识培养自己的观众群，特别是培养年轻的观众。 马博敏委员指出，应构建传统艺术教育体系，培养师生对戏曲的兴趣。蔡正仁委员认为，要把欣赏传统艺术课程作为教师的必修或进修项目，确保教师培训和观摩戏曲的机会，让他们担当起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者。 马莉莉、钱程等委员认为，必须充分重视利用社区这一大舞台，推动戏曲传播与普及，培养戏曲观众。 计镇华、梁谷音委员谈到，上海现拥有大小京剧票房160多家，票友队伍实力丰沛雄厚。如果把各类剧种票房的活动与社区的群文活动相结合，让剧团演员深入社区普及演出和辅导教学，不但可以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也可为戏曲培育新观众。 一些委员列举中央电视台十一套的《梨园擂台》、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湖南电视台的《超级戏乐汇》、山西电视台的《走进大戏台》等戏曲栏目认为，传统戏曲与现代传媒结合，将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提供大众休闲的盛宴和大众娱乐的平台。 张文龙、张静娴、徐惠新等委员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重视传统戏曲、地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降低剧场门槛，让老百姓喜欢戏，看得起戏。 更 多上海两会新闻点击进入专题

  作为一名街道干部，上海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国弟很熟悉社区的工作，这次参加上海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他带来的建议也和社区紧密关联，“现在我们要参加的各类社区指标的测评至少7个，包括文明社区、模范街道社区、平安社区等，但对比他们的测评指标，90％都是重复的。”李国弟代表说，各类测评给街道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量。 可统一只评一个项目 对于各类测评，李国弟代表如数家珍，文明社区、模范街道社区两年评一次。除了这些综合性指标评比外，李国弟代表举例说，还有4个专业测评项目需要他们热情参加，包括创建平安社区、评比健康卫生社区、环保绿色社区和学习化社区。 在李国弟代表看来，尽管这些测评对建设一个和谐社区非常有必要，但这些测评项目看似“各唱各的调，其实内容都差不多。”他对比了一下这些测评项目的指标体系，发现大部分指标都是重复的，但街道干部却不得不应付这些来自各个委办局的测评项目，应接不暇，而有些测评有时候只是“走走过场”。 李国弟代表认为，“各类测评不要多，不要走过场。”全市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测评体系，“比如就只评一个项目———‘和谐社区’，因为‘和谐社区’当然就应该是文明的、爱学习的、卫生的，可以涵盖很多专业的测评指数，就没有必要单独搞那么多的测评。” 宣传栏也应统一设置 除此以外，李国弟代表认为，小区的宣传栏也应该进行统一的设置，“各单位在小区里设的宣传栏内容已达到了12个，包括科普知识、法制等各项内容。”李国弟代表说，由于各个单位宣传栏的设计各式各样，在小区内很不美观，“应该统一设计一个宣传栏，让居民耳目一新。”

  更 多上海两会新闻点击进入专题 “改造老街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一条马路会被装修成一样的面孔。”去年刚刚完成市容改造的泰安路以“全新”的面貌亮相后，市政协委员、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经济师邢普感觉，增加的整齐划一的建筑符号破坏了这条老街道原来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风貌。 几年前，邢普搬到了泰安路附近居住，从兴国路到华山路间长数百米的老街道，散落着的老建筑透着静谧的气氛。 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邢普注意到，有关部门在这段路上搭起了脚手架，并对沿街的围墙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而改造的结果令他有些吃惊。 “泰安路的改造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邢普表示，有关部门虽然花了许多力气，主观愿望是希望提供一个干净、整齐的市容环境，结果却是人为地将这条街道的围墙强行变成了“他们设想中的样子”。 邢普的朋友、曾经在同济大学担任美术教师的徐建华告诉早报记者，他和邢普曾经对这条街道的改造结果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整条街围墙全部改造成了统一的款式：淡黄色的墙面和红色陶土装饰的雕花和拱门，简单却独特的原有风貌已经不复存在。 “泰安路一带确实是老建筑相对集中的区域，但这并不代表就要用一些夸张的西方建筑符号来强调。”徐建华认为。 在徐建华看来，老街区的改造绝对不用做“加法”，把自己臆想的东西强加上去。而在邢普委员看来，过于夸张的装饰格调明显与老街道原来宁静的气氛不相吻合，反而显得流俗。 在提案中，邢普委员建议，市容部门在美化市容的选择时，没有必要作“锦上添花”，对于泰安路这样一条有历史的老街道，只需要做一个精美的历史注解即可，不必放上这些后来添加的图解雕塑等额外的元素。 记者调查居民：统一式样丢掉原有感觉 早报记者孙翔 目前泰安路北侧的围墙样式统一：底部为大理石贴面，中间是橙色基调的碎石装饰，周围为红砖雕式。而在泰安路南侧则有些区别：同样的围墙时断时续，部分建筑还保留了原有的围墙。 “围墙是去年10月份左右弄起来的。”泰安路居民殷女士说，原先泰安路上洋房确实都有自己的围墙，样子也各不一样，每栋洋房的围栏上的装饰更是各不相同，有的像热带水果，有的是乡野植物，西班牙风格、英国乡村风格都有，现在统一成同样的式样后，似乎丧失了原有的感觉。 泰安路120弄的大拱门引起的意见似乎更多。据居民回忆，改造前，这座拱门是半圆拱券，墙顶铺红色半圆简瓦，和弄内的建筑相协调。而现在新加上的砖块雕刻刻意和弄外的墙面协调，和弄内的建筑反而有些“不搭”。 部门回应:资料缺损原有风貌很难定论 早报记者吴洁瑾 昨日，上海市市容环卫管理局市容管理处有关负责这个的人说，从最初决定建设景观围墙时，他们的根本原则就是“修旧如旧”，如思南路等名人故居围墙都保留了原来的样貌。 “但泰安路围墙外观已难觅原貌，即使追溯到从前的围墙情况，一是那时剩下的文字、图片材料已很难获得，即使获得，一般也是竹篱笆等。”该负责这个的人说，没有必要为了‘修旧如旧’，硬要恢复成不利于治安的竹篱笆。 “另外提案中说要保留的原有风貌实际上也是屡次翻新过的围墙，没有多大必须保留的价值。”该负责人说，“到底要恢复到多久以前才算保留了原有风貌还很难定论，这也是景观围墙建设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据目前他们掌握的反馈情况，约90%的市民都是对其持肯定态度，只有部分教授、专家曾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也仅占被咨询专家的极少数。 据该负责的人介绍，反对意见大多分布在在围墙外观破坏原来历史氛围、太过统一等。“其实各个试点区在进行景观围墙建设时，都邀请建筑规划设计、美学教授等各方面的上海专家来进行规划和最后决断，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方案的选择。所以虽然有个别专家提出异议，但最后方案还是会遵循大部分人的意见。”该负责这个的人说。 更 多上海两会新闻点击进入专题

  更 多上海两会新闻点击进入专题 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在本次的两会上得到了高度关注，昨天上海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举行了大会发言。来自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的委员代表就“关于推进上海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建议”的主题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负责人季萍昨天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高校自主招生应适度实行“考招分离”。自主招生不等于各校自行举办考试，可以由各校自愿联考，也可以由高校自主选择和委托中介机构帮助组织考试（包括面试）。如各校单独举办考试，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协调各校错开考试时间，以充分保证考生的参与机会。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影响中学教学秩序，建议高校可将自主招生的考试放在寒假期间举行。如果考生被多所高校同时录取，要给予考生自主选择的权利，也应允许高校从候补录取名单中依次补录其他考生，确保完成当年招生计划，并照顾到其他优秀考生的权利。 九三学社的这一集体提案得到了众多委员的积极响应。 吴敏委员认为，自主招生是我国高考改革的一大进步，给高校和考生都带来了“双赢”。在真实的操作时，要阳光透明，全力体现教育公平。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李瑞阳对于九三学社关于“招考分离”的提案表示赞同，他认为在国外一些著名学校都这样进行有关的操作，有益经验可以借鉴。 更 多上海两会新闻点击进入专题

  昨天，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项斯文代表民革作大会发言《提升民生投入比重发挥公共财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的建议》，民革建议，上海可以世博会的举办时间节点为标志，确定阶段性发展目标，即到2010年，上海财政支出基本实现用于公共事业和公共管理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60％。 项斯文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当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财政支出中，经济投入将会降低，而对民生项目的投入将更多。 项斯文代表民革说，近年来，上海不断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维护费、科教文卫事业等方面支出已连续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总体上，上海经济建设型财政的特征明显。 项斯文代表民革表示，公共财政要将民生问题视为重要工作，努力保证社会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支出和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民生类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上海近年地方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为建立公共财政，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基础保障。要抓住目前财政预算收支分类改革的有利时机，研究确定财政支出中提高民生比重的制度性安排。”项斯文说。 民革建议，上海城市财政应遵循国际上大城市发展规律，体现公共财政特征，重点突出社会事务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具体包括有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公共设施等。 另外，民革建议，循序渐进，分步实施，逐渐提升民生支出比重。 提案背后:百姓呼声在委员手中传递 早报记者李祎罗燕倩 “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认识章继浩的，但我们都是八届会议时就开始连任的老面孔了。”徐本力委员告诉上海东方早报记者，69岁的他将在今年年底卸任，到时候他会和章继浩委员一样，把自己没能在任期内解决的百姓呼声“传递”到下一个“民声委员”的手中。去年10月，被百姓称为“民声委员”、66岁的章继浩因病不幸去世。“只要当一天政协委员，我就要尽职尽责地反映民情！”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萦绕在人们的耳边。 对已经和章继浩委员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徐本力来说，没能在章继浩去世前完成他的委托，可能将是徐本力一生的遗憾。在采访中，他几次说到这样一句话，“我真的很后悔，我没有想到他等不到这个结果就走了”。 徐本力所说的这个“结果”就是章继浩委员生前一直挂念的一个百姓的呼声。2006年上海“两会”期间，南京西路1522弄的几位居民辗转找到章继浩反映，该弄12号、14号建筑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可数月前突然被人改建成咖啡馆和小饭店，严重破坏建筑结构，油烟、噪音还影响居民生活。 “有关部门表了态，却一直没行动。”徐本力说，就在去年上海“两会”结束后不久，患癌症5年的章继浩旧病复发。就在章继浩病发后的一个月，徐本力接受了章继浩的委托。在随后6个月里徐本力数次写信催促，10月，有关部门终于对该弄内违规经营者作出罚款1万余元的决定。但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徐本力却听到了章继浩去世的消息。在市政协的提案库中，记者查到了章继浩委员在这届任期内的所有提案：这位出了名的“民声委员”一共写了64份提案，内容涉及空气质量、呼吁对坐堂医生进行资格论证等等。 徐本力告诉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我在这届任期内会把章继浩托付我的事情办好，而我这一届没能为百姓解决的问题我也会委托给其他人”！

   在去年我国首次发布的人口老龄化报告中，上海以18.48%的老龄化水平位居第一。 低龄老人推迟退休年龄 目前，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只有80岁一条年龄线的做法，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建议，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进行进一步的年龄分层，建议自60岁（也能够准确的通过现行的退休时间起）到64岁、65岁到79岁、80岁及以上为三条年龄线，将老年人口细化为中高龄前期、中高龄、高龄三部分，为政策设计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客观和具体的依据。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提出，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制定规划、细化政策、创造条件，提供岗位或机会，鼓励低龄老年人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即在法定年龄退休后，依据自己情况，以各种合适的方式，选择自身喜欢、而且是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社会服务、作贡献，并据此获得适当的劳动报酬。本人由此能够自愿提出申请，推迟其养老金至65岁发放，相对提高其日后领取养老金的额度，使有限的养老金能更加进一步统筹，提高使用效率，重点解决中、高龄或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人困难。 老年产品连锁化营销 在上海，说起老年人有哪些特殊需求，家中有老人的上海市民都能列出个一二三四，但提到具体有什么老年产品品牌能够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可能大多数百姓脑中都会一片空白。的确，目前虽然老年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对适销对路的老龄产品产生的新需要是个新的课题。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在今天上午的政协大会发言中指出，要全力发展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老年产业，建立动态性的老年用品生产目录，对老年产品生产企业实行市场准入制，鼓励老年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连锁化营销，扶持和打造若干老年产品的品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老年产业，进而走向全国，引领市场发展，成为很有前途的新产业。

  回家的票买到了吗？临近年末，在上海务工的小王天天在为回家的事儿犯愁。车票已成为工友间互相问候和谈论的焦点。在上海，像小王这样的流动人口有581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已成为上海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也面临许多新的难题。在今天上午的政协大会发言上，农工党上海市委员会呼吁：更新理念，创新制度，实现城市人口的有效调控，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上的水准。 减少对粗放劳动力的依赖 上海提出十一五期间重点发展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的新思路，农工党上海市委员会指出，这十分有利于实现对流动劳动力的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都是技术密集型的，它们在经济总量中的分量增加，就会平抑经济稳步的增长对粗放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较低的流动劳动力就会放慢增长甚至倒流出去。 市场选择岗位个人决定去留 农工党上海市委员会提醒，政府宏观调控人口，不是直接对人群加以监控，尤其不能用外地人、低素质这样的带歧视色彩的标准将人口分等、分级、分类调控。政府只需要引导和限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对就业岗位总量和结构的调控，由市场选择谁来上岗，最后由个人自主决定进出去留。 让流动人口体面就业、体面生存 怎么样提高流动人口的积极性和稳定能力？农工党上海市委员会在上午的大会发言中出了一个妙招：加强劳动监管，规范企业用工，实现流动人口的体面就业，同时收到节省用工的效果。体面就业包括建立比较正式的劳动关系，获得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劳动报酬，享有正常的休息休假权利，进入或部分进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等等。这样做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一些提高单位的用工成本，但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内涵，客观上也会迫使企业为平衡用工总成本而缩减用工总量，从而更加有助于流动人口的总量控制。

  生态旅游是近年来兴起的旅游热点之一，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就如何通过农家乐开发涉农服务业岗位提出了建议。 调查：郊区中低收入户近八成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目前郊区农民收入情况。据调查，上海郊区高收入户（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约占3%；较高收入户（家庭年收入5～10万元）约占18%；中等收入户（家庭人均收入3600～16000元）约占68%；低收入户（人均收入2340～3600元）约占8%；低保户（人均收入2340元以下）约占3%，中低收入户比例接近80%。 难点：收入不稳定看病花费多 通过分析上海郊区农民收入差距的情况发现，造成农民收入偏低的根本原因有：农业经济效益低，纯农户增收困难；农村经济缺少产业支撑，农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非农就业门路不宽，稳定就业更加困难；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低，因病致贫的矛盾突出和承包地流转补偿价格偏低，失地农民生活贫困五个方面。 其中纯农户没有土地增值效应，收入相对来说没有可靠的保障，一些青壮年劳动力没有就业门路，有的即使找到一份工作岗位，也是半工半停、很不稳定。加上目前农村合作医疗门诊以乡镇为单位统筹，经济欠发达的镇、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普遍很不够，造成郊区农民收入偏低。 解决：开发农家乐职教订单学 为此，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建议，对老年农民主要是加强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做到老有所靠；对中年农民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就业岗位，实现自食其力；对年青力壮的农民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并提供对应的培训补助、创业资金贷款的支持，提高创业和就业的竞争力。 首先，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潜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生态、旅游农业，规划推出农家乐旅游产业，开发涉农服务业岗位，提高涉农企业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对于农民就业竞争力的问题，要全力发展与郊区产业布局相适应的职业技术教育，比如实行厂校挂钩、工业区与学校挂钩的订单教育，对现有劳动力，突出技能性培训；对后备劳动力，狠抓职业性培训；对农村中的能人，加强创业性培训，增强农村富余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竞争力。如与工业区、大集团进行合作，由企业根据岗位需求对农民进行订单式培训，拟由政府提供对应的补贴，以提升公司、工业区积极性，提升农民就业机会。如企业资助经济薄弱村发展，可以参照慈善捐款或研发投入的做法，按特殊的比例列入成本；对节能型、环保型、循环型的项目予以税收减免等。 另外，还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对企业反哺农业的项目给予政策引导，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自谋职业与自主创业。对于农民养老、医疗保障方面的问题，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已经转让承包权的离土农民落实镇保，逐步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区县统筹，形成农村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农保。同时从实际出发，搞好村级卫生室建设，方便广大农民群众就近看病。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没有经过授权不得转载 【新民网·晚报晨讯】 法院加强执法力度 市人大代表闻富国：执行难一直困扰着法院的工作，并且形成一个顽症。应当承认形成“执行难”的原因很多，而且是客观环境的因素为主，社会诚信确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上半年执行情况通报：以困难国企、涉及烂尾工程的房地产企业等为被执行人的700万元以上大标的的案件的执行到位率只有36.98％。建议改进执行方案，该查封扣押的必须查封扣押，必要时还要对拒绝执行的义务人采取制裁措施；加强执行机构，目前上海的法院系统有关执行机构除市高院设置执行局外，其他都为执行庭，外省市一般法院的执行机构大多已提升为执行局；此外，还应充实执行人员。 快递员建立统一工作标识 市人大代表王卓贤：随着本市快递行业的发展，目前有不少快递公司的快递员经常进出居民小区、商务大楼、机关大楼，但他们没如邮递员那样的统一服饰，而且着装凌乱，无明显标识（如胸卡、挂牌等证件），不易与社会闲杂人员区分，同时也影响快递公司的社会形象。为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对本市快递员建立统一工作标识。 解决老人午餐问题 市人大代表奚文源：上海正面对老龄化的挑战。近几年来，上海的公立养老机构和社会办的养老院有了很大发展，但居家养老仍是主渠道。但不少老人的子女因为工作的缘故，解决老人午餐成了一个问题。目前，上海已有社区在探索以居委会为单位，整合社会力量为老人解决中午的就餐，但大部分地区尚未实施，因此建议：政策上支持社区和居委会整合社会力量为解决老人中午就餐问题；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来解决部分经费，把这项工作作为“4050”就业公益岗位。 义务教育向两头延伸 市人大代表卢汉龙：一些中等发达国家慢慢的开始考虑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12年。上海在有条件的基础上，义务教育也应两头延伸。 一方面，向上延伸。目前，上海的职校、高中有公共需求，建议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另一方面，向下延伸。现在学前教育的成本也慢慢变得高，建议义务教育向下延伸1年或1年半，使更多的年轻妈妈解放出来。 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流动 市人大代表洪雨露：本市教育要实现均衡发展，建议设2个指标。教师评高级职称，必须有2年在郊区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学校要评示范性学校，必须有特殊的比例的教师支援薄弱学校。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没有经过授权不得转载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没有经过授权不得转载 【新民网·晚报晨讯】本报讯同样一盒珠珀猴枣散，在一家平价药房售价54.5元，在某医保定点药房售价69元；治疗口腔溃疡的意可贴，在医保定点药房售14元，在平价药房为9.9元。而在医院配药，许多药品的价格就更高了。如何让药价更透明、更低廉？来自的市人大代表张园园在本次人代会上提交书面意见，呼吁建立网上药品价格信息发布机制。 张园园是杨浦区江浦街道陈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平时经常听到居民议论药价的事。她说，上海医保定点药房和医院的药价，比平价药房的高出30－50％，也比外地医院和药房高出许多，时常有居民托人从外地卖了药邮寄回沪。药价到底应该是多少？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头雾水，各种利益集团和主管部门，组成了一道道难以冲破的药品价格信息屏障。 为了更好的提高药价的透明度，大大降低药品价格，使老百姓看病能获得实惠，张园园建议在网上发布常用药品的价格。她说，如今网络已深入千家万户，人们从网上能够查到商品信息、交通信息、住房买卖信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中定购各种商品。所以，有关部门应当在网上发布常用药品的价格，就像天气预报或交通信息预报一样，以方便市民的查询和选择。这一制度的建立一定会在平抑药品价格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没有经过授权不得转载

  东方网记者张海盈、朱琪、陈洁、曹子琛1月31日报道：“想向两院同志咨询一下，类似的医疗事故到底该依照什么规定处理会更准确”,“去年医患纠纷增长的数据能否请两院的同志具体解释解释”，在今天的医疗卫生界别讨论“两院”报告会议上，一个个专业提问这样连珠炮似发出。 张皙委员作为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她从最实际的例子提出：目前医疗事故条例的赔偿法则是借鉴工商条例的相关条款，但事实上，这两者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张委员认为，在目前条例暂且无法及时跟进的前提下，法院在判决此类医疗事故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对对对，是应该这样”，“我们医院也有这样的情况”，张委员的话立刻得到了在场大多数医卫界委员的“共鸣”。 张委员向东方网记者坦言，此次首次举行的界别会议使讨论比以前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委员们能够准确的通过自己的专业，做深入的讨论，而在以前，遇到讨论“两院”报告这样的会议，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根本不可能会出现像今天这样一人说、众人和，甚至抢着说话的情况。 “若不是有备而来，根本不可能回答得出这么专业的问题。”参加医疗卫生界别这场讨论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海棠告诉东方网记者，之前他们专门根据今天的界别特点准备了相关的数据、资料，为“专业”的委员们做出“专业”的回答。

  “司法部门围绕社保资金案做了大量工作，挽回了损失，令人欣慰。我们一方面要总结吸取这次的教训，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要振奋精神，走出阴影，将消极面减低到最小程度。”昨天下午，政协委员在讨论两院报告时，围绕如何加快政府自身建设、完善监督机制等话题畅所欲言。 完善各项制度，避免类似社保资金案的发生，是委员们关心的问题。游伟委员提出，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制度，设定政府权力的边界；同时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规范权力运作。姜义华、戴伟钟、蔡继红等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下决心真正把政府建设成为法治的、服务的、廉洁的政府，要对重点项目和公益性基金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投入前应科学决策，投入后应有评估，包括对社会效益的评估。赵增川、李世耀等委员则建议，地方社保、慈善、教育等基金的管理，要向全国社保的管理经验学习，在章程的规范下进行管理人招标。这样既能维护各基金受益人的权益，又能保护基金管理人的积极性，同时还能避免程序上的问题。冯正权委员表示，检察院、法院等单位现在实行全程办案全程录音、录像，老百姓意见少多了。他建议政府部门实施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先从财政、税收、工商等部门试点。 委员们还提出，社保资金案暴露出制度上有缺失，管理上有漏洞，监督上有缺位，在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矫正、健全与弥补的同时，还应不断拓展、充实和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钱仲裘、翁新楚等委员建议，要完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就应解决一把手监管缺位等问题，从知情权等方面加强民主监督。现在的监督部门都是在“一把手”的领导和控制下，监督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辜昌基、董敏华等委员则认为，要同时也加强人大的刚性监督和政协的柔性监督，并落实在政府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等各个环节。

  拿到《政府工作报告》，不少“眼尖”的代表委员注意到，与十多年来上海经济稳步的增长指标首次定在两位数以下形成鲜明对比，约束性指标显得更为强硬。报告提出，突出约束性指标，大力推进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2％。 代表委员们说，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是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而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主要抓手和切入点，“硬约束”必须千方百计完成。 硬约束“逼”出高质量 “提出‘硬约束’，太及时了。”从事环保工作的徐雪峰代表说到这件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上海没有条件、也决不可能走拼资源、拼规模的路子。然而，有人对淘汰劣势企业的思想认识还不到位，经济发展形势好的时候舍不得淘汰，经济发展形势不好的时候又不敢淘汰。提出硬指标，就“逼”得方方面面必须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污染、占地少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把土地、能耗、环保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门槛，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占地多、低附加值的劣势企业。 “在日本市场上很少有其他几个国家的冰箱、空调产品，知道为啥吗？”蔡蕊红代表揭开“谜底”：在日本的节能法中有一种“领跑者机制”，即节能标准更新制度。节能指导性标准按当时最先进的水平———领跑者制定，五年后这个指导性标准就变成强制性标准，达不到标准的产品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而新的指导性标准又同时出台，以此推进企业及产品的技术更新，形成以技术为导向的市场之间的竞争机制。 她说，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节能、环保等方面的“硬指标”都对促进低耗高能产业技术的发展，淘汰高耗高污染行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可以把落实硬指标作为突破口，使上海成为科技竞争的舞台，使上海的科技与工业水平与其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匹配。 硬指标的完成，很有潜力。沈华棣等代表对此充满信心。代表委员们列举了这么一组数据：上海的单位生产值能耗，比香港高出3倍，是韩国的1.5倍，是新加坡的3倍；上海目前建筑总量已达4亿平方米，但单位建筑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上海土地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是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十分之一，五年中批准的建设用地，还有20%左右闲置……沈华棣代表说，我们在资源利用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正是努力的方向和潜力所在。 新一年，政府部门应该在哪些环节发力？连日来的审议中，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在节能降耗上，要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在环保方面，继续推进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切实加强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单位污染整治力度，新账不能再欠，老账逐年要还；土地资源增量有限，应该在盘活存量、强化管理上动脑筋，防止土地占而不用…… 好制度打通发展瓶颈 本市只有40%的消费者了解并购买过各类节能产品。为何？节能产品较高的价格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去年，不少代表都参加了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节能视察。代表们感叹，各项指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技术进步固然重要，制度设计、机制创新也同样不可缺少。 沈重英代表举例，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切蛋糕的例子，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分配的公平，拿刀切蛋糕的人要等不切蛋糕的人先挑选蛋糕，为保障自己的利益，切蛋糕的人切出的两块蛋糕一定是大小相等的。他认为，要更多地运用诸如此类的经济、法律手段，推进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节约用地。不花一分钱，却能够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这就是合同能源管理的威力。沈重英对曾经调研过的锦江集团印象非常深刻。他介绍说，合同能源管理是典型的我投资，你收益的模式，即由节能服务企业提供资金和全过程服务，在客户配合下实施节能项目，在合同期间与客户按照约定的比例分享节能收益，这种机制对于推广节能有很大的好处。 经济杠杆并不止这些。陈祥麟、沈恒根等委员们以节能为例：还应该对节能技术的研发，节能技术的推广，优质节能产品和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如政府采购或用财政资金优先采购节能产品、绿色能源，对公共建筑物首先进行节能改造，在公共场所一定要使用节能产品，对优质大众节能消费品，给予税收优惠或直接补贴等。 黄庆荣委员说，法规同样是重要的杠杆。目前环保、节能等方面的法规规章不少，关键要用好，要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这需要对现有法律资源进行整合、调整。他认为，在环保方面还有三个瓶颈需要突破：如何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机制、如何建立环保投入保障机制、如何加大执法力度。 孙运时代表提醒，价格、法规的变动都会涉及全体市民或所有单位，其实就是一种公共政策的调整，而调整的主动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为了体现其公平性，做调整时要充分吸收、平衡各种人群、各种利益的意见。尤其是价格，政府必须对价格变更程序作出刚性规定，例如进行听证、论证、吸收公众广泛参与。在调整时，要注意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硬指标更要硬考核 人代会后，各项工作将进入落实阶段，我们关心着硬指标怎么样才可以落地。彭镇秋代表的话，道出了许多代表委员的心声。 许祖雄代表说，应该把全市各种实施办法和规划、工作方案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各行业，建立量化管理体系和信息化管理平台，这一体系和平台建立将使硬指标从软性走向刚性，从隐性走向透明，从而为工作的评估、考核、奖惩提供科学的依据。 什么样的统计才规范？什么样的标准才适度？周庆江代表说，建立这样的平台，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统计规范，才能防止通过数字游戏作秀；本市有19个区县和众多的行业，要考虑各区县、行业的不一样的情况建立适度的标准，才能更具操作性。他建议，在评估时，除了政府部门自身的数据，还可以把科学测试的结果、社会调查老百姓的感受纳入其中，使数据更全立体。 硬指标要有硬考核作后盾。徐雪峰代表说，现在的各类指标不少，纳入考核体系的也不少，可真正具有一票否决威力的并不多。受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影响，部分地区对干部的考核任用还是围绕着经济指标。要防止有指标无考核和硬指标软考核，使这些指标实实在在成为用人选人、评价政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才能真正具有刚性。 落实中，关键环节的决策尤其要慎重。许祖雄代表说，投资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近几年，上海正处于又一个建设高峰期，立项前，对各投资项目的节能、环境评估，政府部门应充分关注；项目上马后，要严格依法监管，尤其是要关注重点建设项目投资。

  因老年人口比重高、增长较快，上海正在成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关注老年人话题慢慢的变成了了此届政协委员热议的重点话题。上海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学工部部长高向东就提出了老年人“时间储蓄”志愿服务体系的提案：中青年或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志愿服务，志愿者将来也能够轻松的享受同样长时间的志愿服务。 ■养老志愿服务 思路1 “时间储蓄”增强“少”服务“老”意识 高向东委员和记者说，上海中心城核心区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达到21.40%。每个人都会老，年轻人同样也会老，如果现在你的志愿服务能为未来做“储蓄”，这种志愿服务体系将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高向东委员和记者说，推广“时间储蓄”的做法将会使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为老年人服务的意识加强和普及，让老年人安度晚年。 不过，高向东委员直言，作为一种全新的思路，“时间储蓄”志愿服务体系在实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两方面的难题：一是志愿者提供了养老服务，谁来给予认证，如给老人买菜、洗衣的简单生活护理和陪护生病、瘫痪老人的服务强度是不一样的，仅仅用服务时间来衡量有失公允；二是谁来保证“储蓄”的兑现，如果时间储蓄只在上海的个别街道试行，没有实现“通存通兑”，一旦志愿者离开所居住的社区，储蓄服务时间的回报就难以实现。 “上海要构建完善的‘时间储蓄’服务体系就需要克服这几点难关，就必须充分的利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建立统一的政府管理机构，制定具有可行性的统计方法，形成完善的网络化信息化管理系统。”高委员认为，同时要尽可能地调动社会团体共同经营管理，维持这种服务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 思路2 高校与社区联动资源共享建养老机构 如果在高校旁建起养老机构，前景将会怎样？数位政协委员表示，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措施，不仅高校的硬件设施可以与养老机构共享，且高校的大学生可当作志愿者为老人服务。市政协委员张慧珠便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高校与所在地区联手筹建养老机构的建议》的提案。 张慧珠和记者说，提该提案的初衷是随着老教师子女纷纷在外购房或移居海外，本市高校家属区的“空巢”现象和留守老人慢慢的变多，尤其到国定长假日保姆返乡后，这些老人的生活起居无人照料，遇到诸多不便。 “而高校附近一旦建起养老机构，不但高校老教师能入住，社会人员亦可入住。”张慧珠表示，高校的图书馆、体育场所等设施均可与养老机构共享，大学生也可以把养老机构作为自己的课余志愿者实践基地。张慧珠和记者说，目前，市教委已就该问题对她进行了相关咨询。 市政协委员、上海交大副校长印杰表示，在高校附近建养老机构是个“很值得考虑的方案”，他认为大学的资源应当与社会共享，“大学是整个城市的一部分，如果可能，它应该是个无围墙的地方，与整个城市融为一体。” 印杰表示，设想交大附近如果建起养老机构，那么学校资源完全可对老人开放，“而且学生和老人使用学校硬件设施的时间可天然错开。”他表示，学生白天上课，多在晚上使用图书馆和体育场所，而老人则正好相反，“学生还可为老人提供一系列助老服务、文艺演出，形成老少同乐的场面。” ■背景 抚养系数迅速上升养老问题急 目前上海老年抚养系数迅速上升。即上海户籍人口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老年抚养系数，已由2000年的15.02%上升到了2005年27.18%，6年间上升了12个百分点。仅2005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就达到266.37万，占总人口19.58％。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案例 普通居民踊跃加入老年救助队 在原先由20位以团员青年为骨干组成“老年救护包扎队”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这支颇让老年人“定心”的救护队将扩容到40人———而新加入的志愿者将全部是来自承兴居委社区的中青年普通居民。 “目前整个承兴居委会约有2000多位老年人，和时下大型新建社区相比，区域内各项生活设施和物业管理都比较陈旧，因此居委对大量居住在此的老年人给予了格外关注。”市人大代表、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承兴居委会主任洪克敏和记者说，“这支队伍的存在受到社区居民的好评，而作为受益者的老年群体则觉得生活更为安心。” 洪代表和记者说，为了加强普通社区居民的参与度，目前社区已考虑对“包扎队”参与成员进行扩容。“社区内的中青年人群都要为工作而忙碌奔波，对家中独守老人的照看往往无暇顾及。一旦老人发生意外，也无法第一时间回家救助。”洪代表认为，扩展“老年救护包扎队”的规模实质上是参与者给父辈母辈提供了一份隐形的“社区救助保险”，通过个人对其他老人的付出，也可在需要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得到“一臂之力”。 ■代表委员呼吁 社区养老 引入食堂 在社区里开办食堂为老人解决就餐问题，有效利用各级各类卫生资源方便老年人看病，让老年人在社区里成为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新话题。市侨联就提出了《创办社区老年人食堂，探索社区助老新模式》。 市侨联建议，社区老年食堂可依托街道和居委会，由街道提供场地和相应的财政补贴，在公开选择和招标的基础上，引进社会资金和专业的管理建立社区老年食堂，服务人员由专职社工、聘用人员和志愿者三部分所组成，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送餐入户。 引入银行服务 对于不习惯使用银行卡的老人来说，在发工资、退休金的时候排上二三个小时的长队是在所难免的。市政协委员常清为此提交了《能否给老年人提供更方便的银行服务》的提案，建议银行通过与社区、居委会合作，为老人提供方便服务。 常清建议，银行应在适当时间走入社区，通过与社区、居委会合作，为老人们集中办理各项小额金融业务，或者定时定点由银行开办老年人金融服务专柜。 引入保险机构 “应当把保险机构引入养老机构，从而分散老年人意外事故的责任风险。”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福利企事业管理所副所长李传福认为，“只有这样，子女才可以对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更放心。” 市人大代表李传福认为，老年人由于身体健康情况的特殊性，容易引发多种疾病，或者养老机构硬件设施有缺陷，引发老人伤害事故。而这种伤害事故，很难判断是老人自身原因而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还是机构的责任事故，具体原因较为复杂，没有专门的责任鉴定机构对事故责任进行检验确定分析，机构多半成为事故的主要责任承担者，这给养老机构的发展带来了制约和困难，更给老人、家属、养老机构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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